配资股票软件开发明中后期平瑶乱建交通网络丨西江地区渐如“巨都通域”

关于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的变迁，众多研究已指出配资股票软件开发，这一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关键性转折，特别是乡村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社会变动。这些变动体现在地方政区的重新划分、乡村聚落形态的变迁、村落宗族组织的构建、以民间信仰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的整合，以及户籍、赋税制度的调整，这些变化大多都与历史文献中描述的“倭寇”“海寇”“山贼”“瑶乱”等一系列动乱事件紧密相联。

事实上，在明代广东乡村社会变动的过程中，连接并汇聚乡村聚落的驿站交通网络也随之发生显著变迁，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本文以明中后期间（正统至万历间）广东西江地区的交通网络的变迁为例，探讨在地方社会动乱之后，仕宦所进行的交通网络重建以及对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

西江与明代中后期的瑶乱

西江作为珠江流域的主干流之一，源自云南，穿越贵州、广西、广东三省，最终汇入繁华的珠江三角洲。文献中一般将西江于梧州处合桂江流入肇庆、东至三水与北江汇合注入珠江的河段称为小西江。本文所指的西江即是广东境内的小西江河段，流域面积二百多平方公里。广东境内小西江干流为东西走向，流经今天的云浮、肇庆、佛山等众多市区。小西江流域支流众多，水量十分丰富。按照南北划分，南侧较大支流有罗定河（又称南江）、洚水和新兴江，主要流经郁南、罗定、云浮、阳春和新兴等县市；北侧较大支流有贺江、悦城水，主要流经封开县、怀集县、德庆县、肇庆市等县市。其中，肇庆市处于西江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肇庆地理位置：“带山控江，裹数千里，据广州之上游，当贺、梧之津要。”肇庆自古就是通往西南的门户。

自宋元以后，西江地区的居住者为来自于中原以及珠三角地区的移民以及土人、瑶族、僮族和疍民等不同族群，其中以居住于崇山峻岭中的瑶人居多（旧时的史籍中把瑶写作“徭”或“猺”）。史料记载：

猺即古长沙黔中五溪之蛮，生齿繁衍，播于两粤，诸郡邑皆有，多盘姓，自言槃瓠之裔，其在肇郡者东连中宿，西接苍梧，南抵高凉，北通洊水，绵亘千里。言语侏俪，椎髻跣足，短衣斑编，依林积木以居，刀耕火种，以砂仁、豆芋、楠漆、皮藤为利，至地力竭，又徙他山，家未有储蓄也，性剽悍轻生，能忍饥行斗，登历崖险如履平地，出入持弩腰刀，多药，失中之立毙。儿始学步，烧铁石烙其跟使钝，故能践棘茨不伤。其顽犷幼已成性，隆冬鲜被，夜则樵柴艺火群向藉煖，不善曲糵机杼，暴甫烈日不顶笠，惟覆以葵叶。暇则相聚，捕兽饮酒沉湎，掣长鼓以为乐。男女婚姻多赛于祠，或殇歌相合，则任意成婚。至忿争之际，虽至亲亦手刃复仇，往往啸聚剽掠，自昔为患。其居浅山者，听约束，事猎耕，衣服饮食与齐民相近，谓之平猺，则德庆、金林、悦城、高要、鼎湖诸山多有之。

史料表明，西江境内的瑶民，多是从湖南迁徙而来的盘姓后裔，落居在偏僻深山中，依林积木以居，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一山开发完毕后又迁往另一山，以采集自然资源作为补充。

元末明初，西江山区瑶人通过“自置山货、藤豆、地禾、糯谷、粟麦、芋头、薯、姜、瓜菜、茶叶、竹木、桐油百行等件，与客家通贩营身”，发展山区经济，瑶人数量日渐繁盛，甚至超过了城乡都会的汉人数量。明初，中央王朝对西江地区瑶人还能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居住浅山的瑶人与汉人接触，其耕种饮食与齐民相近，逐渐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受中央王朝约束。但那些居住在崇山峻岭中的瑶人，仍然过着“化外之民”的生活，且“自昔为患”，成为明代西江地区不安宁的主要因素。

永乐年间，中央王朝让瑶人享有免除差徭的优待，对西江瑶人采取招抚政策，瑶人作乱为患的情况稍为好转。但这种带有羁縻性质的招抚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到明英宗时期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外部面临北方蒙古人的军事压力，其招抚的重点自然转向北方蒙古人，对远在岭南地区的少数族群则无暇以顾；再加上英宗时期地方官员治理不当，故从正统十一年（1446）起，西江地区族群关系逐渐恶化，各处瑶人煽动作乱，瑶山周边的“民田地多被猺贼所据”。据林天蔚整理，明正统年间至万历初，西江频发的瑶乱达30多次，官府征讨瑶人逐年频繁，集中在瑶山密集的德庆州所辖的泷水、封川以及阳春县一带。瑶人依据当地山区形势的封闭险峻而肆无忌惮，以致嘉靖末至万历初西江德庆州的罗旁地区爆发大规模的瑶乱。当地瑶山中流传瑶人歌谣：“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西江瑶乱之所以屡讨屡烈，清初岭南硕儒屈大均曾指出：

万历初，两广寇之剧者曰罗旁猺，猺每出劫人，挟单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则编合为筏，所向轻疾，号为五花贼。其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猺辄吹之以号众。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猺亦以为号。其谣曰：“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而罗旁水口有竦石，状若兜鍪，高百仞，猺每夜隔江呼石将军，石应，则出劫无患，不应则否。将军陈璘以此石为贼响哨妖甚，烧夷石顶，有鲜血迸流，其怪遂绝，盖鬼物之所凭焉。猺故多妖术，又所居深山，丛箐乱石，易以走险。……其大绀、天马诸山尤险峻，陈璘尝以马不能鞍、人不能甲为虑。

屈大均指出，西江地区深受瑶乱之苦，主要在于其地理形势的封闭险峻，官府无法顺畅进入瑶山奥区实行有效管理与社会开发，以致残余的乱瑶人深藏奥区得以喘息伺机再掠。尤以罗旁瑶区为甚：“罗旁地方为猺蛮巢穴，所自来旧矣，世数弗可详矣”。地方官府修纂的方志描述罗旁地形：“州境面控高凉，背负端州，枕长江拥箐岭，西控岑溪之冲，东连阳春之险，崖谷深峻，滩高水激，一州两邑，界西粤肇高之间，猺獠错处，旧称岩险。”清初明史专家谷应泰也指出：“罗旁据山海间，惊江急峡，岩壑险绝，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崖谷深峻，高滩激水，为瑶区之乱提供了庇护。

嘉靖年间，瑶区之乱发展到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尤以粤桂边界地区为甚；“时粤东罗旁贼方炽，横江截人，而岑溪潘积善，容县刘德厚等俱为羽翼，益鸱张无忌。”瑶人在地方官员羽翼下肆无忌惮。德庆州人陈天华在上疏朝廷的《征瑶疏》中亦言：“臣州六十四里以寇，故灭之。一都城、晋康二乡被罗旁猺贼据田，府同知贺怒强占民税二千石，民益困。彭坚父子三人同日经死，陈本妻女卖商人，一子卖州学训导奴焉。以虚税典育妻子家产者，难以枚举……商有尽船被戮者，村寨有尽亡锋刃者，冤民吁诉，守土之臣隐焉，友杖之。由是百姓冤苦虽深，九重万里谁能走诉。”可见，当时情形“猺贼据田”劫掠，官员强占民税，隐匿瑶乱，“商有尽船被戮者，村寨有尽亡锋刃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西江地区的交通网络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江地区的交通重建

明中后期，在重山深箐生活的瑶人日渐壮大，数量超越城乡中的汉人，山区经济已无法满足瑶人生存需求。因此，部分瑶人占据西江航道，剽劫过往船只。明政府为镇压西江瑶区作乱，不仅将两广总督府由梧州迁驻肇庆，多次调兵数万围剿瑶人，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建当地交通网络，打通城镇与瑶山之间的联络，以开发瑶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一）开山伐林，辟路搭桥

自成化初年至万历年间，瑶乱频发，官府实施重军镇压。在重军镇压瑶乱过程中，多伴有沿江伐林、深山辟路的策略。如天顺三年（1459），泷水瑶民凤弟吉作乱，巡抚都御史叶盛就提出砍伐西江两岸竹林，开通道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德庆罗旁下江瑶乱，时两广总督吴桂芳上疏朝廷言“瑶彼所恃者，独沿江茂林深箐，潜伏伺劫，而行者不能避，故及于难。今惟督兵于沿江瑶岸，开山伐木，撤其障翳，剪其羽毛。载芟载柞，且耕且守，以坐制其出没之命，使彼不得播恶于江上，则固可听其偷生于穴中矣”。吴桂芳建议沿西江两岸开山伐林，“以坐制其出没”。时开山伐林范围“上自南江口，下至新村洚水，凡一百二十里，间各辟地入深十里”。官府通过沿江伐林、深山辟路及重军镇压等策略平息瑶区之乱，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局势。

在瑶乱的善后中，官府仍持续致力于开辟新路，以维护地方秩序和经济开发，确保政令与经济活动能深入瑶山腹地。万历十六年（1588），江西鄱阳人陈瞻岳任罗定兵备道时，授命罗定州知州潘仕绅、西宁知县林致礼着手开辟以罗定州为中心的西山大路：“起自罗旁口，由西宁封门，夜护抵怀乡，以丈计者凡三万六千有奇；自怀乡掘峒由罗镜冈，抵罗定州亦三万八千有奇；又自夜护由思虑，东至亚婆滩，以丈计者凡八千有奇；自逍遥历振彝岭，抵西宁亦不下八千余。”此西山大路包括四条路线：罗旁口—西宁封门—夜护—怀乡路线；怀乡掘峒—罗镜冈—罗定州路线；夜护—思虑—亚婆滩路线；逍遥—振彝岭—西宁路线。陈文衡在任期间，还命罗定州所属东安县令郭濂在境内开凿东安蒲竹径，有“官兵将径路两旁林木砍伐各三四十丈，相度山腰，改辟道路，间有溪涧，大治桥梁，余诸山又修治道路七百二十八里，砍伐路旁林木八千二百七十五丈，架过桥梁一百八十九处。自是贼险尽夺，风气大开，商民昼夜往来无患矣。”与罗定州毗邻的广西岑溪，也是瑶人聚居之地，当地官僚开拓“自七山各小营以达神塘大营，自神塘以达该县。该县抵赤黎、山心以通大峒、北科，由大峒、北科以通罗旁各开道路，令为周行。”这样，两广地方官僚联手开拓了粤桂交界瑶区的交通甬道，加强了官府对瑶山的管理，保障了区域政治环境的稳定，也促进了民族和谐与商贸经济的发展。

（二）新增驿站，密置铺舍

明中后期，西江地区的驿递系统经历了显著变迁。据文献记载，明初西江地区的驿递系统主要沿袭了宋元时期的布局，仅有高要县崧台驿和阳江县太平驿二所驿站，在其他州县尚未形成相互连通的官方要驿。到洪武年后期，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和严格控制基层组织，下令在全国各地的交通要冲增设驿铺，驿站配备驿丞一人和吏员一人，以负责驿站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在此背景下，西江地区的驿铺逐渐增多，至崇祯年间，西江地区驿站达14所。

表1显示，西江驿站增置与官府平息瑶乱的军事行动息息相关。首先，洪武年间，西江地区增置了7所驿站，包括新村驿、腰古驿、独鹤驿、乐安驿、莲塘驿、寿康驿、麟山驿。这些驿站分别位于瑶人聚居的新兴、阳春、阳江、德庆、封开等地。至明代中后期瑶乱频发，驿站多遭瑶人或“贼寇”侵袭，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重建驿站或采取砌城防守，以加强对瑶区的军事震慑。

其次，万历六年（1578），官府大征罗定瑶乱，之后在罗定州内新设泷水驿、晋康驿、㒼沟驿、平宝驿和掘峒驿。这些驿站连接周边新兴、电白、阳江、恩平、怀集等州县之间往来的官道，沟通了罗定瑶区与周边州县的正常商业贸易联系，同时确保朝廷政令与教化能够顺利下达瑶乡。

新增的驿站分为水驿和陆驿两类，均以肇庆府城中崧台驿作为交通与邮政总站。通过这一核心站点连接周围地区，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水陆交通网络。其中的水路交通路线以崧台驿为出发点：“下水，一百二十里至三水县西南驿。上水，一百二十里至新村驿，一百里至寿康驿，一百里至麟山驿，七十里至梧州府门驿。”此路线呈东西走向，向东延伸一百二十里至三水县的西南驿，而向西则依次连通高要县的新村驿、德庆州的寿康驿、封川县的麟山驿，直至广西梧州府的府门驿，联通了两广城乡；而向东顺流而下可抵佛山、广州出海，乃至粤东其他府县；而其南北走向的支流，如新兴江、漠阳江和罗定江等，又有效联通了粤西高雷地区。

陆路交通线起始于肇庆府的崧台驿，向南延伸：“崧台驿，八十里至腰古驿，五十里至新兴县，七十里至独鹤驿，一百二十里至恩平县，七十里至莲塘驿，六十里至阳江县，六十里至乐安驿，六十里至太平驿，九十里至电白县。恩平县一路，六十里至新会县蚬冈驿。乐安驿一路，九十里至阳春县。”这条陆路主干线不仅连接了肇庆府与电白县，而且从电白县出发，还可以进一步通向海外。此外，这条主干线还分支出两条重要支线：一路是从恩平县往东面走六十里可到达新会县的蚬冈驿；另一路是从阳江县的乐安驿出发，向北行走九十里可达到阳春县。这两条支线在广东省内部起到了桥梁作用，促进了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加强了东西部陆地山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流。

伴随水陆驿的增置，作为连接各驿站或补充的急递铺也相应增多。急递铺设在各府、州、县之间相互交流的通道口或者支线处。明代急递铺的设置一般以府、州、县前总铺为中心，向东西南北辐射，铺与铺相接，并与水马驿相连，共同构成一个覆盖城乡的广泛递传网络。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至于铺兵，要路十名，僻路四五名，须要少壮正身。”铺兵职责主要是负责传递公文。至万历年间，西江地区急递铺的设置已按照明廷的要求进行建设。

表2显示，到明中后期西江各州县普遍设置了急递铺。大部分州县基本遵循朝廷“十里一铺”的规定设置急递铺，但在瑶人聚居较密的山区，如阳春、封川和开建等地，受地理环境限制，急递铺间隔距离相对较大，阳春、封川每隔四五十里设一铺。急递铺建设不平衡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三）遍设营埠，募兵戍守

明中后期，官府在平瑶与善后中开山辟路、新置驿传系统的同时，又在水陆要道大规模增置埠哨、营寨、地方巡检司、军所等军事机构，以加强对山区少数族群的军事控制和行政管理，大部分军事机构一直持续到明代末年。

以德庆州为例，据崇祯《肇庆府志》卷十七《兵防志二》统计，正德、嘉靖间，因瑶人“盘踞为害”，官府在德庆州新设了11处船埠；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山贼趁夜渡江劫掠，以致江道梗绝，官府募打手并作游鱼舟移戍西江南岸水口。嘉靖四十四年瑶乱期间，总督吴桂芳在西江沿岸100多里伐林开路后，沿途设立10所营寨，每营驻兵百人或二百人加强防守。万历年间，官府继续在德庆一带西江冲要涌口增设埠哨，驻船置兵巡守，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德庆州上下江共设埠哨一百多处，配备打手、船只及巡哨船，以加强江防。同时，肇庆府也根据江防需要，调整了驻兵范围与力度，增设了水哨把总等职位，以遥制各埠并加强巡守。这些措施体现了官府对西江地区交通要道军事防御的重视。

在陆路沿途及城乡关键路口，官府根据时局变化灵活设置巡简司、营寨、军所等军事机构，以强化防守力量。万历《肇庆府志》记载：“自成化后，地方多故，营寨日多，或以稍宁而撤，或以险要而增，或以非据而徙，或以势分而并。”又据崇祯《肇庆府志》卷十七《兵防志二》载，明初在德庆孔棘要道便已设有3所巡简司；至嘉靖年间，在原有基础上又增置了4座营寨。万历五年（1577），罗旁瑶乱平定后，官府在东安县和西宁县又“新设四千户所”，即南乡所、富霖所、封门所和函口所，进一步巩固了当地交通要冲的军事防御体系。

为充实营埠并确保战后地区的长治久安，消除乱患，官府四募强兵加大驻防。时两广总督凌云翼在《奉命大征已垂成并预计善后之图以保久安疏》，首条就提出“充实官军”的建议：

照得新设四千户所，须就近抽调，乃可济用。查广东通省卫所多设在沿海地方，节经寇盗伤残，军伍凋耗，惟省城设有四卫官军稍多，议将广州左卫之右所千户二员、百户一员、镇抚一员、旗军二百八十一名，右卫之后所千户一员、百户三员、旗军二百四十二名，前卫之前所千户一员、百户三员、旗军二百四十七名，后卫之中千户一员、百户二员、旗军一百七十四名，抽发新设四所城内。

凌云翼指出，“新设四千户所”急需就近抽调兵员以解燃眉之急，并详细规划了从广东省城四卫中抽调官军的具体方案，以加强东安、西宁两县的戍守，保护边防安全。明代番禺县进士方肯堂为东安副总兵陈璘所撰的《东山副总兵陈公志思碑》也提道：“东山新镇，其兵则四募之兵也；其民则新聚之民也；其徭则初附之徭也。”东山即东安，东安副总兵陈璘在当地所带领的士兵就四处招募而来以戍守东安的士兵。可见，凌云翼的兵员抽调规划与陈璘对戍守士兵的有效统御，在加强当时东安、西宁边防戍守、稳定地方局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保障了当地的治安与民族融合。

交通重建的社会影响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瑶乱而开展的西江地区交通重建，对两广交界瑶区的稳定与开发意义极为深远。期间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一）促进瑶区社会转型

随着驿站、铺舍、营寨、哨戍等交通据点的重建，形成了以罗定州、肇庆府等地为中心的交通道路网。这一网络不仅沟通了城乡都会与瑶区的联系，也改善了瑶人的生存环境。据文献记载，万历六年（1578）前后的罗定州“虽各有路遥通，然皆重冈叠嶂之所峙也，丛菁茂树之所阴也。蛇虺所蟠，（鼠星）鼯所游，介然则用，间则塞矣，隔离天日，往来为艰。”万历十四年新任西宁知县、广西上思州人林致礼在其《西山开路记》中也这样描述过罗定州西宁县的环境：“西山自万历四年（1576年）仗圣天子威灵，业荡夷风梗顽。丛翳蔽日，峻岭连云，车辇徒御，往返十余祀，仅仅通一蹊径，跋坑谷若蹈陷阱，陟绝峤若登九霄。”可见，长期以来，瑶人生活的山区树木从生，烟瘴缭绕，蛇虺所蟠，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交通重建以后发生了变化。南海人陈万言在《新开西山大路记》中为后世描绘了一幅图画：

比岁以来，行者歌，耕者乐，冤者伸，输着赴，商贾贸，迁以化，居官府往来以巡省，㴱谿绝峝久外。天日之民习见汉官威仪，而欣欣鼓舞。若更生诸猺在抚治者，心如其面，不敢越。志以启衅在邻封者，畏威敛迹，不敢越。界而为盗，凡有举动，朝发则朝闻，稍有邪谋，夕发则夕朴。官政下达，民情上通。疏逖不闭，襁负日来。数百年，虎嵎兔窟之域一旦转而为平平荡荡之区，我公开辟之功，诚万世赖也。

交通条件改善后，西宁县境“官政下达，民情上通”，曾经一度为“虎嵎兔窟之域”转而为“平平荡荡之区”。清初《西宁县志》也载：“田庐日辟，风气日开，生齿日繁，食足兵强，群盗屏息，如巨都通邑。”这一社会转型离不开当初朝廷对西江地区的深入开发和有效治理。

（二）恢复西江经济贸易

依托西江航运进行的两广贸易自宋代就已经存在，明初以后两广各地依赖西江航道及其支流进行物资交换更为频繁，米粮和食盐是当时西江水运的两大货源。但部分瑶人频频作乱，占据西江航道，剽劫过往船只，两广正常的贸易活动受到滋扰，西江流域个别关键地带如德庆州罗旁地区、浔州府大藤峡地区、平乐府府江一带的经济贸易甚至被隔绝。万历初，官府平定罗定州瑶乱，在粤桂边界开辟多条大道，并驻兵严守，保障了西江航道畅通。从广州府出发，先后经南海县官窑驿，三水县西南驿、灵洋峡、肇庆府松台驿和新村驿、德庆州寿康驿、都城封川县麟山驿以及梧州府府门驿等东西走向的驿道贯通后，沿岸的圩市、乡镇及商会数量也迅速增加，尤其是罗定地区的林业和冶铁业得到极快发展。据相关研究，罗定自升州后，众多商人沿西江至罗旁口，分道赴东安和西宁购买山木土物，又南江便利的水运和西宁县提供了大量炼铁所消耗的木材，罗定一度成为广东的炼铁重镇。可见，交通网络的重建具有军事控制和发展民生经济的双重意义。

（三）促进族群交流交融

明中后期，在瑶乱频发及平瑶善后的过程，大量汉族移民客居西江中上游沿河各县乡镇，乡镇基层形成客民、土民交错聚居局面。如西宁县“旧图地方曰……关厢民甲、关厢客甲、桥亭堡、建新甲、大两甲、两口甲、兴宁狼甲、兴宁民甲、兴宁客甲”。这种民甲、客甲、狼甲交错杂居，促使不同族群的不断交往交流，亦加快了瑶人汉化速度。刘志伟通过研究发现，明朝中期以后动乱中大量流民进入瑶人所在的山林，民与瑶有了共同的生活空间，并汇合成一股力量共同对抗官府，同时也加快了瑶人汉化的速度。

（四）驻军带来社会压力

交通干线上的严密驻军网络，在平息瑶乱之后，逐渐成为地方社会沉重负担。为戍守地方而招募的“四募之兵”日渐军纪涣散。万历十一年（1583），东安副总兵陈璘克扣营兵粮米，又遣兵建寺庙，兵不堪役，以致东山兵变。至崇祯年间，高要士绅何湛然修撰《肇庆府志》时揭示当地驻军压力：“兵愈增，饷愈急，民愈窘。甚者雏牲粪艘、溪腰山隙，悉阻索而称饷兵焉，今日之患殆十倍于瑶矣。且屯粮不给军，余久亡，则本根难恃。列营为守，则兵亦可盗。”何氏认为，驻军问题已成为当地主要祸患，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瑶乱时期。因此，交通干线上的驻军网络在维护地方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军纪的涣散与军饷的负担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明中后期西江地区的交通重建有效地将西江地区深山腹地的各族群联系在一起，使得交通网络深入西江各县都乡。部分铺舍甚至深入瑶区深处，为山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也加强了西江上下游的贸易联系，可使西部地区的粮食、木材、手工业产品及矿产得以向东集散转运，而东部的珍珠、盐和洋货等物资也沿此水路向西流通。据赵海涛研究，明清时期两广地区的贸易日益繁荣，广东土布、丝绸及食盐等大宗货物逆西江而上，由梧州转运西南山区；而西江中上游地区的土特产则顺流而下，由梧州转运广东。因此，明中后期西江地区交通网络重建，对于促进区域间经济交流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维系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加速少数族群的内化进程亦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原标题】明中后期西江瑶乱与交通网络重建及社会影响

【作者】杜云南（肇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杜云平

【频道编辑】周丽娜林琳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树强刘龙飞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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